样板戏《红灯记》中那很著名的唱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说到当时李铁梅参加的主要劳动，就是担水劈柴捡煤渣。其实，何止是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是在新社会的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这依然是我国许多普通人家孩子每天的必修课。

    四十年前，黎湛铁路线上的贵县站。那些烧煤的旧式蒸汽机车喘着粗气缓缓地停下来，马上就会有许多早早守候在铁道两旁的人一涌而上，约定俗成地占据了各自定好的位置，用铁耙耙拉着刚从火车头上卸下的煤灰，从中扒出那些还没完全烧透的煤渣，阵阵飞扬的煤灰顿时就把他们罩了个灰头土脸。捡煤渣的人群中，往往少不了一老一少两个身影，老的是奶奶，少的是孙子，他们配合默契，很快捡满了一箩筐煤渣，被汗水和尘土沾黑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这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当时才读二年级。随着年龄的一天天长大，他一直在上学之余和节假日从事着与自己年龄极不相称的体力劳动。十五岁，他已经能够到码头上当装卸工，二百多斤重的盐包糖包，他扛起就走，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这在今天城镇里一直被父母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的独生子女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肯定要把这个孩子的家境想象得十分困难：如果不是为一日三餐的生计所迫，他何必那么拼命呢？

    这种想法错了！其实，这个孩子当时的家境，是那种令同代人十分羡慕的双职工家庭，并且家中只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在当时可谓衣食无虞，用不着孩子小小年纪就要从事超负荷的强体力劳动。只是父亲对孩子要求特别严格，他把劳动锻炼看成孩子学习做人、做好人的必经之途，他经常对儿子说：“一个人最怕一无劳动观念，二无劳动能力。”父亲的话，包含了最朴素的真理：一个人如果连劳动都不乐意参加，很容易就会走向好逸恶劳、向往不劳而获的邪路。

    “我从事过繁重的体力劳动，在课余和节假日都去打零工，赶过牛车马车，到码头搬煤扛麻包，到电缆厂当过工人，到玻璃店割过玻璃，为了有一副好体魄，我还练习了多年的武艺。可以说，没有父亲的严格要求，可能就没有我的今天。”多年之后，已经是贵港市人民医院院长、主任医师的林源，说起少年时的这些经历，对父亲还深怀感激之情。

    林源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这个年代的人在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被人称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言下之意，就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受到了太多的耽搁和延误，在该长身体的时候挨饥受饿，在该读书的时候整天泡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氛围中，然后是上山下乡，广阔天地炼红心，无论是身体或心灵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因而让前辈们很是担心：这一代人是否有能力继承革命事业，开拓祖国未来？在当时，应该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时光又过去了二十多年，当历史的车轮已驶入二十一世纪之际，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都已到了中年，责无旁贷地成为了国家的建设者和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和努力实践，成为了各行各业承先启后的领军人物，他们中很多人的成就，甚至已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前辈。

    林源就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1977年秋天，当我国首次恢复高考的时候，林源还在覃塘一个小村子插队，知青们知道这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绝好机会，他们纷纷提前回城复习功课，唯独林源留了下来，因为生产队里的大片花生地收获在即，无人看管就会极易失收，他实在不忍心让这种情况发生，就独自一人承担起了看守的责任。

    就在高考前的二十多天里，他冒着炎热暑气的侵袭和大批蚊虫的轮番攻击，一边看守着花生地，一边在没有任何指导老师的情况下，如饥似渴地把高中的四册数学课本温习了一遍。而对于语文等课程，他则充满了自信，因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从二年级就开始看《林海雪原》，五年级就看《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名著，课余时间看，上课时间偷偷看，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看，甚至为家里挑水，走在路上也手不释卷地看。在运动频仍的文革岁月里，林源凭着自己的聪敏和勤奋，无论在初中还是高中阶段，各科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荣居榜首。

    这年高考，林源凭着自己良好的知识基础，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顺利地考上了广西医学院。此后五年的大学生活，他全面地学习了现代医学知识，接受了严格的专业技术训练。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当时的贵县人民医院（现为贵港市人民医院）工作，一干就是23年，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普通医生成长为主任医师、医院院长和广西医科大学的特聘教授，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获得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广西优秀专家等光荣”称号。

    说起二十多年来的从医经历，林源最感激的是他的老师、原市人民医院外科原主任韦奋。韦主任是国民党时代的老军医，懂得三门外语，学识丰富，治学严谨，在当时县一级医院里，他的医术算是相当精湛的了。由于他个性强、脾气倔，对人对事要求十分严格，他手下的医生护士几乎没有不受过他批评的。但同样严于律已、事事细心谨慎的林源，却几乎没有受到过他直接的指责，相反，他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位勤奋好学的后辈，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全部传授给了这位学生。他自己直到七十二岁的古稀之龄，还在为病人动手术，他那种一丝不苟、无私奉献的品格，给林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韦主任工作、治学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医院整整一代人。”林源对这位已辞世多年的老前辈，依然深怀敬仰之情，“韦主任留给我们的那份敬业精神和对病人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发扬光大的精神财富！”

    林源确实没有辜负韦奋等老一辈医务工作者所寄予的厚望，他在二十二年的从医实践中刻苦学习，勤奋钻研，把病人当亲人，把病人的需要视为自己的需要，不但在医术上不断攀上新的高度，同时还赢得了病人们广泛的赞誉和同事们的衷心拥戴。

    林源有一句名言：“要做个好医生，首先要做个好人。”他医德高尚，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一直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这句座右铭。他从事的是以肝胆外科为主的工作，从医二十多年来，经他施行手术挽救过来的病人数以千计。为了给病人解除病痛，他经常一天上三四台手术。有一次，给一个胰头癌的病人做手术，为了一一清除病人身上的淋巴结，以免留下隐患，同时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伤及病人的血管，林源在手术台前从早上8点直忙到次日凌晨4点，整整忙了18个小时，由于手术做得干净利落，病人康复得很好，至今仍然活得很好。他还创造过48小时连台手术的最高记录，许多医护人员都觉得累极了，但他却像没事一样，第二天一大早依然准时出现在查房的队伍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外科医生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是体力劳动者，就算让一个普通工人连续站上数十个小时，恐怕也早就吃不消了。林源却以他练武、打球多年锻炼出来的好体魄，出色地完成了许多连续艰苦奋战，抢救危重病人的任务。一天下午两点多，他刚从桂林回来，连午饭还来不及吃，就听说有一个重度肝破裂大出血的病人，已在手术台上抢救了四个小时仍无法止血，需要紧急会诊，他顾不得数百公里的奔波劳累，二话没说，换上白大褂就上了手术台，终于把病人抢救起来。有一次，一个车祸的伤者被送到医院时，连血压都已测不到了，大家都觉得已无抢救的必要，林源自己也觉得没有太大的希望，但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伤员的高度负责，他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念头，把伤员送上了手术台。经过一番紧张的抢救，伤员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后来得知伤者家里很穷，林源又主动为他减免了许多医疗费用。

    不管是什么病人，林源都能像对待亲人一样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平时只要有他主刀的病人，术后的当天晚上，无论其它事有多忙，也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他都要千方百计抽出时间，亲自再到病房查一次，详细地观察检查病人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救治。他无微不至的关心，使病人深受感动的同时，在精神上也得到了极大的鼓励。

    曾经有一个肝硬化门脉高压症反复上消化道大出血的病人，身体十分虚弱，多次出现呼吸和心跳骤停，大家都觉得挽救无望，病人自己也十分悲观。林源就在病人的身边整整守候了40天，晚上经常守到一两点，及时解决各种出现的问题，还经常与病人谈心，激励他的信心，病人深受感动地说：“只要林医生在身边，我就会感到有希望！”后来这个病人终于康复出院，至今仍健康地活着。他经常对人说：“我的命是林医生捡回来的，林医生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作为医生，林源任何时候首先考虑的都是病人的生命，而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一次，一位交警在抗洪救灾中遭遇车祸，颅脑受伤，送到医院已是中午下班时间，林源马上亲自组织抢救。家属对本地医生的手术水平没有足够的信心，想等南宁的专家教授到来再动手术，家属和单位领导都犹豫再三，一时不愿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名。眼看伤员生命垂危，危在旦夕，林源出于对伤员的生命负责，当机立断，主张马上手术抢救，同时做通了家属的工作，冒着风险及时进行了手术，把伤者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要是林源顾及自己的荣辱得失，消极地等下去，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近年来，国内外的医疗技术发展很快，医学理论和技术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林源在大量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他又不墨守陈规，而是勇于开拓，大胆引进开展了一系列高难度的新技术，像全门奇断流术、自体脾移植术、中晚期肝癌手术、胰腺癌手术等，减少了本地病人到外地奔波求医的麻烦和开支，更挽救了无数垂危的生命。

    当上医院院长以后，林源再三强调：“我首先是医生，然后才是院长。”他坚持二线值班，每天早上仍然准时地出现在查房的医护人员队伍里。尽管当行政领导事务忙，会议多，事情杂，但他每周仍坚持参加一两台手术，当科室按规定把做手术的劳务费发给他，他却坚决退了回去。他虽然身居医院领导要职，但却始终不忘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他想得更远的，是要以自己和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的言传身教，带起一支道德高尚、责任心强、医术精湛的专业技术人才梯队。目前，在他的鼓励支持下，全院在读的研究生就有七十多人，为医院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其实，林源不仅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也是个出色的医院管理者。他担任院长以来，大胆地提出了素质工程和量化医院管理的构想，实事求是地设计了医院整体发展的“三步战略”，提出了“服务在先，优质为本，发展医院，改善个人，有益社会”的办院方向，以优质服务追求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经过全院上下八年来的共同奋斗，这家本来只是县级市医院的小医疗单位，一跃成为三级甲等医院。1996年，全院的住院病人为9000例，手术量仅为1100例，而到2003年，住院病人已达到了18000例，手术量则增加了6倍多，近7000例，在全广西的同类医院中名列第三位。以前县级市医院只能动一般的小手术，本地重大复杂疑难病人，只好花上大笔开支到更高一级医院就诊。而现在，许多重大复杂疑难的疾病在这里已能得到有效的诊治，全院每年的业务总量也从原来的3000多万元猛增到亿元以上。医院投资3000多万元建起了15层的住院大楼并已投入使用，而总投资7000多万元的25层门诊大楼、投资近3000万元的19层宿舍大楼，也正在建设中。八年来，医院仅现代化医疗设备的添置和更新就投入了约5000多万元，是八年前430万元的十一倍多，新增高技术领域的项目200多项。这些巨大的投入，靠的都是医院自筹起来的资金，没借银行一分钱。对比外地许多同等规模的医院往往都负有数千万元债务的情况，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而每谈及这些，林源总是十分平淡。他认为，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医院的发展壮大并没有增加地方社会和群众的负担，靠的是员工的团结奋斗、无私奉献，靠的是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服务能力的不断进步、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服务总量的成倍增长，靠的是医院的科学管理和低耗运营。这么多年来，医院住院病人的平均医疗费用，始终排在全区同类医院的倒数三名之内，切实地减轻了本地老百姓求医问药的负担。
2002年，林源到美国的密苏里州进修学习，开阔了眼界，更加看到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差距。通过对比，他对中国人的卫生健康消费观念进行了剖析：“中国人每年用于卫生健康方面的开支平均只有40多美元，仅为泰国人的一半，为新加坡人的五分之一，为日本人的五十分之一，为欧美国家的百分之一。而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开支中，医疗卫生费的比例远远低于衣食住行乃至通讯、请客、抽烟、喝酒、买彩票等开支的比例，许多人宁愿每个月都花上数百元去抽烟喝酒，却舍不得每年用一百几十元来做个体检，防病于未然。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命不值钱，而是我们许多人不珍视自己的生命！这在发达国家的人看来，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说到这里，林源的语调激奋起来，以他那颗拳拳的赤子之心，更多地想到的总是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和切身利益。他不善于说什么大话空话，他把点点滴滴对病人的关爱，都体现在了日复一日的辛勤劳动之中。他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起床，像上满了发条的机械钟，整天都在不倦的奔忙之中，晚上忙完了工作，回到家里还要看上两个小时的书，总要到凌晨时分才能安睡下来。2003年抗击“非典”期间的六十多个日日夜夜里，作为医院治疗专家组组长的他，一旦发现疫情，总是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此期间，他年迈的双亲因病住进医院，叔叔也因病去世，他却始终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他们一眼。

    同事们都称林源为“工作狂”，其实，林源有着丰富的感情，只是心中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他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义无反顾地舍弃了一己之私罢了。他常说：“对工作，对事业，别人投入的可能是全部的智慧，而我投入的首先是自己全部真实的感情。”正因为他深情地爱着养育他的这片土地和休养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深爱着为之服务了二十多年的医院和休戚与共的同事，以致外地和上级部门多次想调动他，不管条件有多么优厚，他都婉言谢绝了。从勤奋的劳动和无私的奉献中，他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和崇高的快乐，这是那些视劳动为畏途、视奉献为吃亏的人所无法体会得到的。

    劳动着是快乐的，这种快乐，只有那些发自内心地喜欢劳动，视劳动为人生第一需要的人，才能感受到。